天狂梦幻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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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谁识李鸿章
你好，我是此文（千古谁识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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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这几年的文字整理公布出来，也算几年的时间没有浪费吧。
文章
千古谁识李鸿章
本文作者：郁闷而孤独的活着（不好意思）
1901年11月7日，对于大清国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天就像他们度过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一样，平淡无奇，偶尔可能会有张家的狗窜到隔壁李家，咬死了李家那只产蛋量极高的大花母鸡，从而引发一场邻里间的纠纷；也有可能村东头的小木匠外出做活，回来时带了个漂亮年轻的姑娘做媳妇；还有可能是一个技量不高小偷潜入人家，却被主人发现，东西没有偷成，反而遭来一顿暴打，最后被扭送到衙署……老百姓的日子永远是平淡的、安逸的，偶尔的小小闹剧，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资罢了。
可是，对日夜没落的大清王朝来说，这天却是极不平常的，这种不平常来自北京贤良寺的哭声，当一声声悲痛欲绝的哭喊透过厚厚的朱漆大门传到街上时，皇城根下善于窥测的人们明白，贤良寺的主人去了，虽然他们早就听说，贤良寺的主人为朝廷耗尽心力，病倒在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这么急，这使懒散惯了的皇城百姓多少有点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进进出出的达官显贵和披麻戴孝的主人子孙更加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贤良寺的主人真的去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
贤良寺，原在校尉胡同西侧，最初是康熙皇帝第十三个儿子怡亲王允祥的王府，允祥曾为支持四皇兄胤缜登上皇位立下大功，所以，胤缜即位（即雍正皇帝）后，便将此处房屋赐予了他。允祥死后，雍正将其王府建委贤良寺以示纪念。乾隆年间，贤良寺迁到冰盏胡同。
以前的寺庙都有一定的成例，一般只在每月的初一或十五开放，供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当然，遇上传统的节日或自己宗教的节日，也会开放，但这样的时间在一年当中占的比例极少，总的情况是，寺庙关闭的时间多，开放的时间少。
与喧响杂陈的尘世相比，寺庙显得宁静雅致，香雾缭绕中别有一番风味。这自然成了很多文人雅士，达官显贵向往的地方。晚清时的贤良寺便成了各级地方官吏进京休憩整肃的地方，到后来，逐渐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进京陛见的行辕。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今肥东县）人，出生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也就是1823年2月5日。因排行第二，所以又称李二，后来，因为代表大清帝国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便背上了“李二先生是汉奸”的骂名，从而，更加广为世人知晓。
李家世代耕读，虽然算不上很富裕，但也衣食无忧。在传统社会中，普通老百姓要想跻身仕途，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寒窗苦读，以科举考试来争取功名。他的父亲李文安无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1838年，李文安中了戊戌科的进士，成为李家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报子来报喜的时候，鸿章和母亲正在田里除草，听到消息，母子俩先是一惊，继而高兴的扔下锄头，奔回家里，招呼邻里，大肆庆祝一番。文安最初在户部任官，后来被调到刑部，任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据知情人透露，文安在任上性情刚烈，清正廉明，很有宋朝时期包拯的作风，但据史料上的记载看来，文安也没有多少过人之处。
李鸿章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乡下妇女，操持家务，下地干活，与普通妇女没什么两样。因为劳动的需要，没有缠足，形成了一双像马皇后一样的天足。后来，鸿章当了大官，接母亲到京城享福，路上母亲的大脚无意露在轿帘之外，鸿章见后，颇觉尴尬，悄悄伸手用帘子盖住了母亲的大脚，结果，惹的母亲好长一段时间不快活。
1845年，李鸿章进京，之前，他曾赋诗一首，表达志向，诗曰：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先起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此诗通俗直白，既有青年人年少气盛，恃才傲物的风骨，又有日月如梭，浮生碌碌的感慨，可以想见，鸿章写这首诗时的心境时极度矛盾的。
进京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在父亲的同年、大儒曾国藩门下，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鸿章初以优贡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曾国藩是桐城派大师姚鼐的学生，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在学术上的名气远远大于仕宦上的名气。
对于这位聪颖的年家子晚辈，曾国藩一见面就喜欢上了他，这位安徽的乡下佬不仅人极聪明，而且还谦逊好学，更重要的是他办事也是少有的拖沓，干净利落，且能照顾到多方面的利益，总能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对此，曾国藩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暗自下决心大力栽培这位聪颖的安徽佬。当然，栽培还得从帝国最传统的学问做起，义理之学是必不可少的，至于经世之学嘛，只要是鸿章喜欢，曾师傅泽便会不遗余力的倾囊相授。李鸿章在此时能有一位父执般的人做他的老师，自然受益匪浅，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仕宦经验多半来自于这位湖南的执著的师傅。有了这层关系，李鸿章侍奉曾师傅的身份一方面是年家子的晚辈，一方面又是虚心求教的学生。曾国藩后来大力提拔、奖掖李鸿章，固然与鸿章的聪敏颖悟，颇具才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上述的两个方面。
1847年的帝国人才大选拔中，李鸿章有幸高中，成为帝国的进士，进士及第，在传统的帝国体系中是一件既为荣耀的事情，由于它是士人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门槛，因此人们常常把中进士称为“登龙门”，意味着士人一脱十年寒窗的生涯可以进入帝国的官僚体制行列了。与李鸿章同时考取进士的还有直隶南皮张之万、江苏吴江沈桂芬、山东菏泽马新贻、福建侯官沈葆桢等人，这些同年在帝国后期的官场中拥有很高的地位，一度成为帝国大厦的顶梁柱。当然，无论从声望，还是从事功上来说，李鸿章都是这些同年中的佼佼者。
按照帝国固有的官僚体制，进士及第还不能出外任官，除非你有特别突出的才干和能力，否则只能作为储备官员畜养起来，等到时机成熟时，才可以出任帝国的官僚。李鸿章虽然优秀，但再优秀的人也不能破了帝国的体制，因此，进士及第的李鸿章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翰林院短期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
三年的深造之后，李鸿章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官职是正七品。虽然是一芝麻粒大的小官，但根据帝国任官的惯例，像李鸿章这样的汉族官吏要想出人头地，十之八九得在此任职不可，至于最后的结果，还得看进入翰林院以后的学问和修养如何。
1852年，李鸿章在翰林院的考试中，名列第二，得到继任不久的咸丰皇帝的赏识，这本来鸿章仕宦前程的美好预兆。无奈，时运不济，广西金田兴起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打破了帝国固有的宁静，李鸿章的仕途也因此受到阻碍。
为了遏制和扑灭这场起义，咸丰皇帝先是调用帝国的正规军队前往起义前线，可能是新继任皇帝低估了农民起义的力量，也可能是高估了帝国正规军队的战斗力，最终传到皇帝耳朵里的战报多半都是帝国军队战败，农民军取胜。
当农民军发展到十多万时，咸丰皇帝敏锐地感到帝国的正规军队已经不可用了，必须寻找新的力量去扑灭眼前的熊熊烈火，于是，他一口气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到各地组织地方武装，连丁忧在家的曾国藩都要在湖南老家组织团练，担负起保家卫国的大任，更不用说在翰林院悠闲自得的李鸿章了。
二
文人搞武装似乎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但帝国几千年来的经验似乎又证明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李鸿章回到家乡不久，便组织起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与农民军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和州的裕溪口，毫无临敌经验的李鸿章居然首战告捷，这对鸿章本人还是士气低靡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远在京城的皇帝接到报捷，欣喜之余，立马赏鸿章戴蓝翎，官制从七品升到六品。随后的含山一战，鸿章又胜，为了表彰功勋，咸丰皇帝特赏鸿章加知府衔，赏换花翎。
这时，李鸿章的父亲受咸丰皇帝的任命，回家乡办理团练。鸿章的哥哥翰章也受皇帝的青睐，署理河南益阳的事务。做京官没做出什么事来的文安公，似乎在打仗上也不甚着彩。没过多久，便带着对朝廷的无限忠心走完了生命的历程。
国难当头之际，鸿章放弃了回家丁忧，依然留在营中继续着他的破贼大业。在攻克庐州府的战役中，鸿章因参与有功，得到“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的奖赏。不久，又赏加按察使衔。后来，又因“剿匪出力，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处，请旨简放”。道员是朝廷的四品官，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毫无背景的李鸿章由七品编修升到四品道员，其升迁的速度也可算是相当惊人的了，足见鸿章本人的才能和帝国对他的重视程度。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伴随鸿章人气上升而来的是一些帝国官僚对他的防范，赵凤昌撰《惜阴堂笔记 书合肥轶闻》云：
咸丰初年，以翰林在办乡籍。其时皖南北土匪遍地，各乡筑围以御，扰无虚日。朝廷派胜保办皖军务，胜疑合肥，预防闲之。一日侵晓，土匪攻乡围，合肥领围出战，竟败退，直抵本围。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 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 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曰：“同队快干（快食之意），好跑（即逃之意）！”……饱后仍退，忽报胜保从后路来，合肥颇惶急，虑有不测，不得已迎谒之，述告匪情。
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而深受咸丰皇帝的青睐，此时正奉命督办安徽军务，他怀疑李鸿章割地自居，名为办团练而实际上与土匪相勾结，当他亲眼看见堂堂帝国四品大员竟然“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土匪形象，更何况鸿章说的又是一口土匪黑话。难道李鸿章真的与土匪有勾结吗？胜保心里很是纳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既然自己亲眼看见了，为了朝廷的安危计，还是对这些汉族官吏防着点好！
深的进退之道的李鸿章此时也有自己的盘算：虽然胜保当时没有把这件事情上奏给远在京城的皇帝，可朝廷里的事哪能说个准啊，万一哪天胜保觉得自己不顺眼了，将这件事情上奏圣听，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啊。再说了，现在的巡抚福济也是个没多大能耐的大臣，一切战守措施，多半不合时宜。在他手下效命，也混不出个什么名堂，还不如及早抽身，寻找新的机会为好。
这时，极度郁闷中李鸿章听说当年的师傅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认为一旦投奔到师傅那里，凭着师傅的知人善任和自己的办事能力，大好前程就可指日而待，于是，他风尘仆仆地向师傅那里奔去。
许多在想象中似乎十分完美的事情，一旦进入现实社会当中，则变得不怎么完美起来，有时甚至还会大相径庭。到了曾国藩幕府后，李鸿章也不甚得意。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李鸿章早在来此之前，就被授予道员的官衔，是朝廷的四品官，可是，到了这里，只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幕僚，心中自然甚感不平；二是，当时的曾国藩只是以侍郎的身份办理军务，官职不是很高而权任也不是很重；三是，李鸿章自认为在安徽期间久经战场，可以独当一面，如今却没有机会领兵出战，想来委屈憋闷。
对于急于建立事功的李鸿章来说，这些都是他无法面对的，心中的郁闷无法排遣时，鸿章常常借酒浇愁，这在师傅曾国藩看来，完全是不思进取，自己大力栽培的学生居然成了这个样子，曾师傅很难想象。为此，师徒俩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李鸿章还曾一度拂袖而去，再加“闲居一年”。
李鸿章的吏才在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一案上凸现出来，得到师傅曾国藩的激赏。当时安徽巡抚翁同书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的事件上措施失当，以致激起大变，而他本人又在守卫定远时，弃城逃走，没有尽到封疆大吏应有的责任。对此，曾国藩极为愤慨，想要上书弹劾，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措辞。
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前朝大学士，也是本朝咸丰皇帝的老师。翁同书的弟弟翁同和则是当朝状元，翁家父子深受皇恩“眷顾”，门生故旧遍布朝廷内外，要想撼动这样一颗根深蒂固的大树，奏疏的措辞必须相当谨慎，才能使皇帝破除情面，依法严惩。稍不小心，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甚至搭上自己的脑袋。
如何写好奏折，曾国藩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先是让一位僚属代拟，完稿后却发现与自己所想相距甚远。正在发愁之际，李鸿章出现在他的眼前，曾国藩灵机一动，决心考验一下这位学生，马上命他草拟奏稿。
李鸿章领命拟稿，不但措辞得当，逻辑严密，充分指出了翁同书的实际错误，而且还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前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私包庇，就连朝中的翁氏故旧也无从插口。
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激赏，立马将这份奏稿送达圣听。结果，翁同书被革职拿问，发配新疆充军。
李鸿章有如此吏才，曾国藩不能不刮目相看，二人的相知也由此日益加深。
1861年的国内形势对大清帝国的南方子民来说，表现的极为严峻。江南除镇江和上海为帝国掌控外，其余的地方都被太平天国占领。江苏的官僚和士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组成乞求军事援助的代表团，前往安庆，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援助。曾国藩经过考虑，不仅决定派左宗棠率兵去浙江作为南翼，而且还决定为收复江苏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他委托当时正负责着一支长江水军的李鸿章组建这支新军队，李鸿章回到家乡安徽淮南地区去征募新兵，这支军队就是后来著名的淮军。
李鸿章摆脱了曾国藩的制约，在家乡办起新军来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一年后，他带领新招募的淮军到达上海。久闻李鸿章大名的沪上绅士和洋人们站在上海码头，迎接他们心中救星，当一队队淮军走出船舱时，绅士和洋人傻眼了，眼前的士兵与他们期望的实在是太远了：满口安徽土话，脚穿草鞋，身着大脚裤，头裹破布，浑身散发出恶臭的“叫花子”般的异味。这与帝国的正规军队和洋人官兵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些灾区逃荒过来的流民。
他们的主帅也是一口安徽土话，好在有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他对嘲笑他们的士绅和洋人报之一笑，说：“军队贵在能战而不在外表，等我们打完一仗，你们再笑不迟。”说完，他对他的乡军说：“伙计们，贼娘好好的搞！”果然，隔了不久，虹桥之战的胜利使士绅和洋人们再也笑不出来了，这场战役居然以三千淮军对十万太平军的绝对劣势取得了胜利，以“大裤脚”著称的淮军的名声从此确立。这场战役，对帝国政府的意义则更大，他扭转了东战场上帝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局面，使官兵和朝廷都看到了可能扭转战局的希望。
李鸿章到达上海不久，咸丰皇帝便将江苏巡抚薛焕调任他职，而让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李鸿章便成为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充分地利用江苏的财力和物力，来精心打造自己的淮军。
李鸿章在江苏站稳脚跟的同时，另一位帝国将才左宗棠也在浙江安下身来，作为最高统帅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现在便有了两支新的军队配合他的主力部队——这支部队由他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沿长江向东推进，太平军三面临敌，形势危急，而大清帝国似乎也时来运转起来。
李鸿章是三路军队中最早完成任务——收复江苏的。淮军包围苏州城，经过反复的拉锯战后，太平军“纳王”郜永宽提出投降，条件是他杀拒不投降的太平军“慕王”且开门迎降，作为回报，大清帝国不但不能杀他，而且还要赏他二品顶戴。李鸿章对此表示同意，但当郜永宽拿着慕王首级来到早已入城的李鸿章帐中时，李鸿章却下令将郜永宽就地正法，而且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两万多名太平军大开杀戒。
这一举措在帝国政府内产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轰鸣，不但普通百姓反对，就连朝廷的一些大员也纷纷指责李鸿章的不是，甚至洋人也愤怒了。和李鸿章私交极好的洋枪队统帅戈登立马翻了脸，声称如果帝国政府不追究李鸿章的责任，那么他们将凭着强大的武力迫使把已经在帝国手中的苏州城转交给太平军。
李鸿章此时心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虽然皇帝还是向着他，对他大加赞赏，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点李鸿章是再清楚不过的。经过反复权衡后，他出现在了郜永宽的祭吊仪式上，并且还撒下了几滴眼泪，虽然在场的很多人认为这是李鸿章在惺惺作态，可是堂堂朝廷大员祭奠所谓的“民贼”，在当时看来，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善良的人们最终原谅了这位“悲痛”的大员。
1864年，太平军都城天京终于被攻破，浩浩荡荡延续了14年的太平天国终于覆灭。
李鸿章和他的师傅曾国藩一起受到了朝廷的嘉奖，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这一年，他42岁。
接下来的五年中，李鸿章恩宠有加，朝廷对他的官职一升再升，先是两江总督，再是钦差大臣，接下来是湖广总督，后又加太子太保，升协办大学士，到1870年，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集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成为洋务派领袖。
三
太平天国被遏制后，农民起义对帝国的威胁相对地减少了，相反，昔日的那些能战善战的将领却成了帝国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对此，世故老到的李鸿章是十分明白的。而他又十分舍不得拼了老命才换来的顶戴，凭着政治家的敏锐眼光，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帝国正在萌芽的洋务上，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帝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近代化机器制造厂、第一个民营企业、第一个建议并适时向外国派遣中国留学生、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陆军、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帝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各项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然而，他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外交，却使他得声名一落千丈，即便是在他去世100年后，仍不为人多数人原谅。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使李鸿章的外交才能凸现出来。事情的起因来自于一位英国传教士——马嘉理，他在云南“旅游”时，被不知情的当地居民杀死。英国政府得知后，借机向帝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并将军舰开入烟台，整装待发，随时有可能炮轰帝国领土。
外患相逼，朝中一些大臣主张开战，与敌人一决雌雄。可他们那里知道大清帝国这支腐朽的破船哪能承载如此巨大的“重量”，还是办了多年洋务的李鸿章看得明白：大清帝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那样失去的将会更多。为何不直接与洋人议和？虽然有可能失去一些利益，可总比战败了再去求人家议和强吧！
李鸿章带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期望走上了谈判桌，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他巧妙地利用国际法力挽狂澜，在他建议下，大清帝国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不仅如此，他还为大清帝国挽回了一些利益，就连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也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 从此，洋人们知道了大清帝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然而，在国人的眼里，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中堂却因赔款和开放口岸而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1883年的中法战争又一次把李鸿章推上了风口浪尖。当战争在帝国的藩属国越南燃起并蔓延到帝国边境时，帝国首脑命令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
作为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吏，李鸿章对自己和对手的实力有着深切地认识：他认为各省海防兵不强，军费也不多，水师还没有练成，所以“未可与欧洲轻言战事”。况且，越南并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独立的，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而且越南国内已经非常腐败，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抗法的战将刘永福最强盛时麾下也只有几千人，他根本没有力量抵御法国的兵力。如果非要刘永福承担这个力不从心的责任，实际上等于清政府宣告自己同法国进行争夺整个越南的战斗。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同意在中越边境开通商埠，并撤出中国在越南的军队。
然而，撤军议和并不意味着主动放弃，与洋人打了多年交道的李鸿章明白：实力才是作战的唯一凭借，万一战争真要打起来，沿海地区可能就会首当其冲地成为主战场。因此，他先是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对烟台到旅顺的水陆军队作了周密的部署，然后给滇桂两省调拨兵力的同时，又调拨一些弹药枪支给桂军。
中法战争不可避免的燃烧到帝国领域时，对战争形势认识最清楚地依然是李鸿章。早在马尾海战爆发的前一个月，他就分别致电总理衙门和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管理福州船政局张佩纶，告诉他地方船坚炮利，我方在目前阶段很难与之匹敌，倒不如将战舰全部调走，保留实力，否则一毁全毁，福建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朝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指示张佩纶“事急莫如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为第一义。”可惜，张佩纶没有接受这一主张，结果损失惨重：被击沉的军舰有七艘，死伤约二千余人，龙槽船十几只和一大批小船被毁，福建水师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就在二百万两以上。
虽然，在此之前冯子材等人在中越边境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胜利，但从整个战局看来，依然是敌强我弱，大清帝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实力夺回被占领的台、澎失地，尚有待可考，但要把法军从越南驱赶出去，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与其吃力不讨好的在战场上消耗，倒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整治内部，等自强之后，一切就不在话下了。
在这样的想法下，李鸿章又一次坐在了法国代表的对面。这次在谈判桌上的结果就是国人广为人知的“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中法新约》。谈判桌下，李鸿章再一次地成为人们唾骂的对象。
四
如果说中法战争使李鸿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那么，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挫折。这次战争中，他费尽心血亲手创办的北洋舰队毁于一旦，他的苦闷心情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
帝国政府中，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大清帝国存在着巨大的威胁，他在1874年的一份奏折中就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倖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为了防御日本，他疾呼中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甚至在新疆出现危机时，他也主张先以海防为重。
然而，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刚一开始就受了来自多方面的阻碍。
1891年，北洋海军成立不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增加炮台，刚刚获得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和就以户部的名义，奏请两年内停止南北洋购买外国枪炮、船只、机器。其实，翁同和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报复，当初因为李鸿章的奏章，自己的哥哥翁同书差点掉了脑袋，最后，脑袋虽然保住了，但还是被发配边疆，到死也没有回来。更为心痛的是父亲因为哥哥的事怨气太深，没两年也便归西了。为此，翁同和很是郁闷了一阵子，并发誓一定要和这位安徽佬斗到底。因此，当得知李鸿章要通过自己管辖的户部领取款项时，他毫不犹豫地给自己的学生——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上了封奏折。
李鸿章大为愤懑，可是，除了发发牢骚之外，他还能对皇帝的这老师怎么样呢？
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甲午战争刚刚打响时，翁同和积极主战，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而掌管北洋军务的李鸿章认为，“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胡思敬《国闻备乘 卷一 名流误国》主张依靠外国人的调停来消弭战争，由此被人们扣上“投向卖国”的帽子，直至今日，仍有人如此看待。据翁同和的学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回忆，中日战争初起时，他曾向翁同和提出中日军力相差深远，中国不宜开战。翁同和却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又说：“吾心欲试其良苦（左木右苦），为整理地也。”
黄海之战后，翁同和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量会战对策，问及北洋海军时，李怒目相视，半天没说一句话，后来，才慢慢的掉过头来说：“师傅总理都支，平时请款诹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谏果可恃乎？”翁同和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当即回敬道：“政府怀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在绕绕（左口右尧）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和听后语塞，回去之后再也不提战争的事了。
1894年11月7日，大连沦陷，与之互为犄角，拱卫京城的旅顺也岌岌可危，战争进行到此，强弱已分，大清帝国的战局一溃千里，不可收拾。就在这天，北京的颐和园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歌舞升平，莺歌燕舞，北京城里最好的戏班子在台上接二连三的为60岁大寿的慈禧上演节目，喧嚣的锣鼓声盖过了轰鸣的枪炮声，在北京西郊的上空飘荡。
1894年11月7日，大连沦陷，与之互为犄角，拱卫京城的旅顺也岌岌可危，战争进行到此，强弱已分，大清帝国的战局一溃千里，不可收拾。就在这天，北京的颐和园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歌舞升平，莺歌燕舞，北京城里最好的戏班子在台上接二连三的为60岁大寿的慈禧上演节目，喧嚣的锣鼓声盖过了轰鸣的枪炮声，在北京西郊的上空飘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已经没有资格听戏的人，正在为求和的事紧张的忙碌着，他就是被“拔去三眼花翎，脱去黄马褂”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战前，李鸿章就曾对中日力量进行过对比，他发现无论是战舰，还是装备，此时的日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大清帝国，如果贸然开战，必定失败。现在，果然失败了，使战争结束的惟一办法就是求和，遍找大清国内，居然没有一人可担此重任，最终，帝国的高层官僚们一致认为，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倾服，因而在慈禧的核准下，“李鸿章着偿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偿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议和。
李鸿章接任后，根据日本政府提出的“全权大臣须能谈判各让土地”的要求，知道此一去，必定使谈判者身败名裂，但李鸿章没有退缩。临行请训时，李鸿章有意请翁同和同往，翁立即以没有办过洋务为由回避了，他说：“若予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
朝中大员都知道日本此战的目的主要在于割地，因此，相对无语，只有翁同和在一边不识时务的表示：“只要不割地，就算多赔款也可以。”聪明的慈禧也不原意背上割地的骂名，把傀儡皇帝光绪往前台一推，自己躲到戏园子看戏去了。
李鸿章反对割地，但他知道如不割地，则议和断不可成。唯一的办法，还是挑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在他们你争我夺的缝隙中寻找生存的空间，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在华有着巨大利益的英、俄身上。然而，实际的情况，却令鸿章失望，因为英、俄两国连一句“切实相助”的话也没有，希望破灭了，看来，英、俄是指望不上了。
1895年3月14日，两艘德国轮船载着帝国政府庞大的代表团出发了，临行前，鸿章上奏皇帝谢恩，他说：“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见之中，臣自应竭心尽力以图之。”
李鸿章此时的心绪肯定难以平静，他带着皇帝任命他“全权事务”的上谕，带着对国家、百姓负责任的满清热忱出发了，他前面的路就像这大海里的险滩一样捉摸不定，可是，还得须硬着头皮闯过去。
在甲板上，他不无悲伤的吟诗一首：
晚倾波涛离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闲。
舟人那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双方谈判的地点选在马关（今下关）春帆楼，当时，这里只是一家普通的饭馆兼旅馆，以经营河豚料理闻名，据说日本首相伊博文年轻时，曾是这里的常客。这次有意把谈判地点选在这里，是否跟伊藤博文有关，不得而知。
尽管帝国政府授予李鸿章全权负责谈判事务的权利，其中也包括帝国政府所预料割地赔款事项，但在谈判中，他仍然本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期望，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努力为大清帝国争回权益。
第三次的谈判后，李鸿章坐着从祖国特意带上带上的轿子（李鸿章来日本前，就发誓不用日本的任何东西，因此他自备了所需的一应物品），返回住处，马路两旁站着特意从各地赶过来，想一睹他们如雷贯耳的大清帝国外交使臣。就在轿子快到住处时，一名刺客冲过来，揭开轿帘，朝着里面心力交瘁的李鸿章脸部就是一枪。
瞬间，鲜血染红了这位饱经沧桑、为国尽瘁的老人的脸部，顺着面颊流在官服上，鸿章马上昏了过去。
所幸的是，子弹并没有伤着要害，卡在左眼下的骨头缝里。对于这样一个敏感而又危险的部位，凡是查验过伤口的医生都不敢贸然下刀，李鸿章本人也以国事艰难，刻不容缓为由拒绝动手术。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也只有短短的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大清帝国的最高外交官在日本遇刺的事，通过媒体和电报向世界各国飞去，一些与大清帝国关系较为融洽的国家开始纷纷谴责日本的不负责任和强硬态度。日本政府的脸上挂不住了，更让他们担心的是：“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回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如果引出强国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入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方。”
为此，日本政府大力搜捕刺客，第二天便将刺客抓捕归案，简短的审讯后，就草草地以“蓄意杀人未遂”，判处无期徒刑。随后，为了表示摆脱国际上对日本政府的谴责，宣布停止军事行动。
小肚鸡肠的日本人始终认为李鸿章会在被刺一事上说事，因此他们预想了种种应付的方法，可是，后来的事情却证明他们错了，他们以小邦小民的心态来衡量来自大洋彼岸的礼仪之邦朝中大员的做法显得那么愚蠢可笑，猥琐不堪。
李鸿章醒来后，顾不上脸上的伤痛，不卑不亢地给伊藤博文写了一封照会：
大日本帝国皇帝钦差全权办理大臣阁下：
本日下午，本大臣自会议处所归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订明日上午十点钟会议之气未能躬亲，殊为抱歉！是以特此知会贵大臣：明日於所定之时，由本大臣委派李经方趋候贵大臣；祈将已承允诺出示大日本国拟结和局要款之节略，交由李经方赍回。本大臣一经接到贵大臣应允之合款节略，既当迅速细加察复，并望早日能与贵大臣会议也。手此，并颂日佳！
大清帝国大臣在遇刺之后的从容和以国事为重，令日本人震惊。他们那里明白这种镇定和从容的背后是几千年礼仪文化的熏陶？
脸部的伤痛折磨着这位年迈政治家，使他痛苦万分，然而比这更令人心痛的是日本人竟然提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三亿亿两的“要价”，这简直是无理取闹。
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他一方面推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继续谈判；一方面电告总理衙门，陈说谈判进度，并带着裹伤与日本据理力争。一番讨价还价后，日方终于松口了，同意将赔款数额定为二万万两平库银，通商口岸由原来的7个减为4个，其余一概不动。
李鸿章明白，这是日本的最低底线了，要是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能使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任何战争，受害最重的还是广大百姓，虽然他自己不是什么清官，但他还是热爱百姓的，更何况以大清帝国的实力而言，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一败再败，那样，日本人就会进入东北，说不定还会长期的占领，那可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再说了，战败的结果依然是割地赔款，而那时可能代价就更大了。
和大清帝国的高层电报沟通后，李鸿章最重在春帆楼签下了被国人嗤之以鼻的丧权条约——《马关条约》。
当李鸿章带着绷带和条约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他发现一切都变了。一个多月前，帝国的高层们还在为他饯行，虽然当时的气氛有点沉重，但朝廷中还有一些人愿意和他说话。可是现在呢？他却被孤立在帝国高层之中，居然连一个愿意倾听他说话的人也没有。
更严重的是，他成了帝国政府中最大的卖国贼，他此行所竭尽全力的谈判变成了将国家的领土、主权出卖给日本。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同僚骂他丧权辱国，百姓说他接受贿赂，就连他脸上伤疤也被人怀疑，成为攻击的对象,“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通倭，故假捏之耳。”惩办他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有人放出话来，说要不惜一切手段来暗杀他。
李鸿章内心的痛苦除了他自己，估计谁也说不清。条约签订后，他就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也。”两年后，他出使欧美，途经日本，需要在横滨换船前行，日本政府得知后，极力邀请他休憩再走，均被拒绝，冒着掉入海里的危险，他从两船之间的搭板上进入新船。实现了当初的诺言。
马关回来后，李鸿章成了帝国的替罪羊，为了平息众怒和调和洋务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慈禧免去了李鸿章北洋大臣的职务，让他闲居贤良寺。
五
1900年，世纪之交的大清帝国变得多灾多难起来，这年夏天，英、法、美、日、意、德、俄，奥组成的八国联军突入昔日禁卫森严紫禁城，烧杀抢掠，肆无忌惮的坐在当初只有皇帝一人享用的御座上拍照留影……
在这之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已经化装成农妇和普通百姓的形象向内地逃去，离开北京的第五天，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发出了两道上谕。第一道是发给军机大臣荣禄和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的，命令他们留在北京向洋人求和。可是，这位流亡中的统治者，哪里知道城破不久，她恩宠有加的荣禄已经跑到了保定，而那两位大臣也相继自尽了。第二道发给身在上海的李鸿章的，要求他火速前往北京，与正往京城赶的庆亲王奕匡（左匡右力）一起主持和议。
每当帝国政府的破车陷入泥泞湿时，赶车的统治者们最先想到推车人是这位安徽的乡下佬李鸿章，而一旦走出泥泞，统治者们却毫不留情的把他抛弃，有时甚至丢得远远的。对此，李鸿章是再明白不过的，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得默默承担道德和声名上的谴责，一次次的被国人骂做是卖国贼。
当请求他“主持局面”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时，他有些犹豫了，在给帝国驻德公使的电报中，他说：“政府尚无主见，我去无济于事。”
然而，帝国政府却并不因此而打算放弃他，催促他北上电报接二连三的到来：
7月3日：“懔尊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延刻。”
7月7日：“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启程。如海道难行，即由路路兼程北上，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
7月8日：“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
7月9日：“如能借到俄国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延刻，是为至要。”
7月12日：“无分水陆兼程前来。”
作为大清帝国的大臣，李鸿章是绝对尽忠朝廷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名节和生命也在所不辞，可是，朝廷要是不改变对八个国家继续作战的态度，那么他的北上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可是，朝廷的电报又到了，这次最高统治者在电报似乎开始耍起赖来:“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商在京……该大臣（李鸿章）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其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并要求李鸿章“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
李鸿章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启程，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临行前，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李鸿章乘轮船到达上海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观察各国的举动，部下及亲属乘机劝他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继续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然而，李鸿章拒绝了，他拿的大清帝国的俸禄，受的是大清帝国的顶戴，如今，帝国最需要他的时候，自己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10月11日，李鸿章重返北京，眼前的景象使他不忍再睹：残破的城垣，流离失所的百姓，横行无忌的洋兵，就连自己的住所贤良寺门前也有俄国士兵把守。
与帝国主义者的谈判是漫长而又旷日持久的，经过一年的反复磋商，几度斗争，谈判双方终于心平气和地坐到了一起，签下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辛丑条约》。
这次条约又使李鸿章背上了“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的骂名，然而，心力交瘁的他已经无力顾及这些了。在谈判中，他就因受了风寒，而不停地吐血，但他依然凭拼着老命，为大清帝国争夺利益。现在，谈判终于结束了，而他的身体也垮了，签字回来的李鸿章再次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在病中，他想得最多的是还是朝廷的事，在上奏朝廷的电报中，他这样说：“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慈禧复电李鸿章，说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希望能“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但是，78岁的李鸿章却怎么也等不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了，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油尽灯枯了。
1901年11月6日，他的老部下周馥赶到贤良寺时，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于生命的弥留状态，等到第二天中午时分，“双目犹炯炯不瞑”，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深陷的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帘（左目右佥），李鸿章的双目才缓缓合上，过了一会才渐渐断气。临死前，他的床头还站着逼他在东北问题上签字的俄国公使。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是李鸿章的遗诗，这位跟洋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孤寂的老人到死也没有忘记“海外尘氛”，奉劝大家将海外之事重视起来。
鸿章死后，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怀着“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的心情写下了《李鸿章传》，并作挽联说：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事，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则说：“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看来，真正了解并懂得李鸿章的恰恰是他的对手，幸欤？不幸？李鸿章若泉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道光帝的节俭癖
王贵成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帝王勤俭节约的品质似乎可以使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然而，崇尚节俭的道光帝，非但没使他的大清王朝强盛起来，反而更加衰败不堪。
道光帝年轻时，虽然性情豪爽，举动漂亮，对银钱却十分精明。他不爱游玩，终日在宫里，和那班妃嫔们做些柴米油盐的琐屑事体。他把宫中的费用，细细地盘算一番，便下一道圣旨， 内廷用款，以后每年不得超过二十万银子。于是，妃嫔们只好终年不得添制新衣，大家都穿着破旧衣衫，连皇后宫里也铺着破旧的椅垫。道光帝常说做人总须节俭， 见了大臣们，总拿节俭劝勉一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满朝大臣都学皇帝的榜样， 个个穿着破旧袍褂上朝，从殿上望去，好似站着两排叫花子，那皇帝便是叫花子头。官员们既不敢穿新袍褂，一时间竟使京城里旧衣铺子里的破旧袍褂，都卖空了，而且卖了好价钱。起初还和新袍褂的价钱一样，有许多官宦人家，把崭新的袍褂，拿到旧衣铺子里，去换一套破旧的穿。后来旧袍褂越卖越少，价钱飞涨，竞比做两套新袍还贵。有几个官员， 无计可施，只得把新的打上几个补钉，在衣襟袖子上，故意弄上油泥，皇帝才龙颜大悦。
道光帝不但平时俭以律己俭以律臣，就是赏赐沙场有功之臣吃顿饭，他也“节俭”到家。大学士长龄，打平了回疆，把逆首张格尔槛送京师。道光帝亲御午门受俘后，便开庆功宴筵，他怕内膳房太耗费银钱，便传旨须格外节俭。当时请的客人除长龄外，还有十五个老臣。这些人挤了两桌，桌上摆着看得见的几样菜，大臣们却不敢举箸，只怕一动筷， 使要吃光，而吃光了是很不好看的。道光帝坐在上面，也不吃菜，也不喝酒，只和大臣们谈些前朝的武功，后来又谈到做诗，便即席联起句来，做成一首八十句的七言古诗，记当时君臣之乐，又叫人把君臣同乐画成一幅图，在席上谈论了足足两个时辰，菜不曾吃得，便散席了。
对道光帝节俭起推波助浪作用的，是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势钙。曹学士平时花一个钱，都要打算盘，他家中有一辆破旧的驴车，家里的厨子，又兼着赶车的差使。曹学士每天坐车，早朝出来，赶到菜市，便脱去袍褂，从车厢里拿出菜筐秤杆，亲自买菜。和菜贩子争多论少，常为了一个钱，两边破口大骂。这时曹学士就拿出学士牌子来，要送菜贩子到步军衙门法办，菜贩子听说是大学士，吓得屁滚尿流，磕头求饶都来不及，菜价那敢不依他。曹学士占了一文钱的便宜，使洋洋得意而去。这样天性爱节俭的主儿，和道光帝正好算得一对儿，皇帝自然和他谈得十分投机，每天总要把这位曹学士召进宫去长谈。太监们还以为皇帝和大学士商量国家大事，谁知留心听时，每天谈的都是家庭琐事。一天曹学士穿一破套裤进宫，两只膝盖上补着两个崭新的掌，皇帝见了，便问补这两个掌要花多少钱，曹学士奏称须三钱银子。皇帝听了十分诧异，说朕照样打了两个掌，怎么内务府要报销五两银子呢，说着揭起龙袍给曹学士看，曹学士没得说了，忙推说皇上打的掌，比臣的考究，所以价格贵。道光帝叹了一口气，从此逼着宫里的皇后妃嫔，都学着做针线，皇帝身上衣服有破绽的地方，都交给后妃们修补，内务府连一个钱也不得沾光，弄得那堂司各官穷极了。
曹学士闲时常在前门外的大街上，到各处酒馆饭庄里打听价钱，并非自己想吃，而是去报告皇帝。那皇帝听了便宜的菜，便吩咐内膳房做去。说来可怜，道光帝只因宫中菜蔬很贵，就竭力节省，而每餐御膳，照例总要花到八百两银子。后来只吃素菜，不吃荤菜， 总要花到六七十两银子，就是吃一个鸡蛋，也要花五两银子。有一天皇帝和曹学士谈起吃鸡蛋，曹学士奏称，他每天清早起来，总要吃四个汆水鸡蛋。皇帝听了吓一跳，说道:“每个鸡蛋要五两银子，你每天吃四个鸡蛋，岂不是每天要花二十两银子吗?”曹学士忙回奏道:“臣吃的鸡蛋，都是臣家中母鸡下的。”皇帝听了笑道:“有这样便宜事，养几个母鸡，就可以吃不花钱的鸡蛋。”当下便吩咐内务府去买母鸡，在宫中养起鸡来。但是内务府报销的每一只鸡，也要花到二十四两银子。
对道光帝的节俭举动，大臣们极力逢迎，内中第一个刁滑的便是穆彰阿，他每次上朝，总穿着破旧的袍褂，皇帝见了，便称赞他有大臣风度。他却在外面做出许多贪赃枉法、究奢极欲的事体，尤其是利用道光帝的这一癖好，从中贪污受贿。那一年是皇太后的万寿日子，道光帝怕多花钱，便下旨说:“天子以天下养，只须国泰民安，便足以尽颐养之道，皇太后节俭垂教，若于万寿大典过事铺张，反非所以顺慈圣之意。万寿之期，只须大小臣子，入宫行礼，便足以表孝敬之心，勿得过事奢靡，有违祖宗黜奢崇俭之遗训。钦 此。”圣旨一下，大臣们都明白了皇上省钱的意思，便由穆相国领头，和皇上说明，不须花内帑一文，所有万寿节一切铺张，都由臣民孝敬。皇帝自然高兴，下谕立一个皇太后万寿大典筹备处，委穆相国做了处长。那穆相国背地里，反借着承办万寿的名儿，到各省大小衙门勒索孝敬。小官员拼拼凑凑，从一百两报效起，总督部臣直报效到三五十万为止。 这场万寿，穆相国足足得了一千万两银子的好处。
近人蔡东藩评价道光帝，“徒齐其末，未揣其本，省衣减膳之为，治家有余，治国不足。”诚然，作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帝，节俭到斤斤计较甚至荒唐可笑的地步，不仅不能强国富兵，反而培养了一批虚伪逢迎的大臣，外国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 与道光帝的这一节俭癖不能说没有关系。
佳人相见一千年——苏轼写给妻妾的词
一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记梦》
在四川眉州青神县的岷江畔，有一片苍翠挺秀的山岭，这就是被南宋范成大称为“西川林泉最佳处”的中岩山。进入山中不久，就可以看到一方由山泉汇集而成的清池。表面上，除了池水较深较冷之外，并无任何独特之处。但奇怪的是，如果你临池拍手，池中游鱼就会循声游到岸边。此时再看池边石壁上的“唤鱼池”三个大字，才知道这个名字是如此贴切而富有灵性。而这三个字正是苏轼所题。
当年进士王方召集乡贤名士在池边聚会，想为这个水池取名。正在山中读书的少年苏轼以“唤鱼池”中选，并即席挥毫写下这三个潇洒的大字。苏轼的才华赢得了王方的喜爱，几经周折，王方将爱女王弗嫁给了苏轼。仙山清池，佳人才子，这个美丽的故事为本来就美丽的山川增色不少，让壁上的清泉至今每每低语不止。
王弗性格“敏而静”，作为进士之女的她开始并没有告诉苏轼自己知书。每当苏轼读书的时候，她则在旁边终日不去。后来苏轼有遗忘的地方，她反倒给予提醒。好奇的苏轼问她别的书里的问题，她都能答上来，顿时让苏轼又惊又喜刮目相看。在苏轼与访客交往的时候，王弗经常立在屏风后面倾听谈话，事后告诉苏轼她对某人性情为人的总结和看法，结果无不言中，可谓苏轼绝佳的贤内助。
然而好景不长，情深不寿，王弗年仅二十七岁就病逝于京师，让苏轼悲痛万分。此时苏轼母亲程氏已经去世。苏洵对苏轼说：“王弗跟着你很不容易，将来要将她安葬于她婆婆的墓边。”谁知未及一年，苏洵又卒于京师。于是苏轼兄弟护丧回家，将王弗也葬于其翁姑墓侧。
十年之后的一个夜晚，苏轼又在梦中见到了王弗，醒来伤感不已，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江城子·记梦》，这是近千年以来写夫妻之情最成功、最动人的词章之一。全词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夫妻之间生离死别最撼人心魄的一幕。据说用词来写悼亡，苏轼是首创，这一首创，却成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这固然是因为苏轼才高学深，但更因为他和王弗之间有着真挚的感情。只是鲜有人知道，这份感情的最初，却是那隐藏在山林深处神秘的唤鱼池。
王弗随翁姑葬于眉州安镇乡可龙里的山中。据说附近有一泓山泉，经常有一个白发老翁卧于泉上，只能远看，人一走近，他就隐身于泉里，所以泉水又叫老翁泉。苏辙晚年写诗：“老人寄东岩，萧然四无邻。八尺清冷泉，中有白发人。婆娑弄明月，松间夜相宾。”就是指的此事。
苏轼有诗句：“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种树很多的缘故，这一片山林中的苏家墓地到了后来竟怎么也找不到了。明代广东人许仁到眉州做太守，多次率人按图索骥去山里寻找苏洵墓，却一度次次徒劳而返，让他慨叹：“青山难觅先贤墓，白发重逢此寺僧。”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眉州太守金一凤也带着士绅遍寻山野，最后进入一片寸步难行的荆棘林，当他们斩去杂草丛荆时，苏洵等人的坟墓终于显现在眼前，只是早已碑志剥蚀苔封叶积。金一凤感伤世间博学闻达之人，身后却落得如此光景。于是他捐囊封土，筑墓建祠，即今所存的“苏坟山”。这里是苏轼“更听潇潇风雨哀”的地方，也是让他在异乡“无处话凄凉”的地方。
可为凭吊者识。
二
泛泛东风初破五。
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
佳气郁葱来绣户，
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
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
放尽穷鳞看圉圉，
天公为下曼陀雨。
——《蝶恋花》
苏轼的第二个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比起王弗和朝云来，王闰之的名气最小。她的才干见识也许比不上王弗，但也是一个贤淑的妻子。王闰之也先于苏轼去世，让苏轼再遭打击，“泪尽目干”。
王闰之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苏轼“乌台诗案”被捕入狱，王润之惊怖之下，担心那帮小人还会从诗文中找出苏轼的罪状，于是把苏轼的诗稿焚毁。这件事也成了千百年来喜欢苏轼的人们心中一个永难弥补的遗憾。
尽管如此，王闰之也并非没有艺术细胞。苏轼一家在汝阴的时候，一天晚上，堂前梅花盛开，月色鲜霁，王润之叫苏轼请朋友到花下饮酒，她说：“春月胜如秋月，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苏轼大喜说：“我还真不知道你会诗。刚才你说的话，真是诗家语言。”所谓真诗在民间，并不会写诗的王闰之不经意间却说出了富有诗意的语言，给了苏轼灵感，让他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
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
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王闰之性格柔顺贤惠。在黄州的时候，苏轼心情郁闷，而小孩还在他面前牵衣哭闹，苏轼要发火，王闰之开导苏轼说：“你怎么比小孩还痴，为什么不开心点呢？”苏轼听后正有所感愧，王闰之又洗涤好酒杯放在他面前。这件事被苏轼写进了诗里。在黄州苦涩艰辛的岁月中，有贤妻如此，对苏轼来说是一种大安慰。
在王闰之过生日之际，苏轼放生鱼为她资福，并作上述的《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王闰之和王弗的家乡都是眉州青神，那里江山秀美，岷江穿境而过。在漫天曼陀花雨中，山岭青翠，碧水孱湲，佳气葱郁，生于江畔人家的王闰之，在苏轼眼里，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
三
银涛无际卷蓬瀛。
落霞明，暮云平。
曾见青鸾紫凤、下层城。
二十五弦弹不尽，空感慨，惜余情。
苍梧烟水断归程。
卷霓旌，为谁迎？
空有千行流泪、寄幽贞。
舞罢鱼龙云海晚，千古恨，入江声。
——《江城子》
这首词的作者有争议，很多宋词选本都说它是叶梦得的词，但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却将它收录苏轼门下。由于词意比较含蓄，似乎没有太确切的资料能证明是苏轼还是叶梦得所作，也似乎没有人去考证过。但我认为，仅从词的本身来看，是苏轼作品的可能性更大。
一个作者的写作总有一定的风格和模式，尽管他也许会有意识地让自己尝试不同的创作，然而习惯的痕迹依然能找到，这首《江城子》也是如此。在苏轼的诗词中，我们常看到一些出现频率较大的、也就是苏轼爱用的字词，《江城子》中有的字词正是如此。
词中的“银涛”苏轼就爱用，不过叶梦得也用过，最早李后主还直接写过“银涛无际”，因此不足为凭。其他方面，比如，词中的“落霞明”，我们在苏轼的《江城子·凤凰山下》中可以找到“晚霞明”这样类似的句子。“空有千行流泪、寄幽贞”置于苏轼的作品中更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苏轼描写哭泣时好像很喜欢写“相思千点泪”（《江城子·天涯流落》、“惟有泪千行”（《江城子·记梦》，“东风吹破千行泪”（《蝶恋花·雨后春容》），“枕前珠泪，万点千行”（《雨中花慢·嫩脸羞蛾》），“佳人千点泪”（《菩萨蛮·秋风湖上》）等。
“幽”恰好也是苏轼爱用的字，如“幽人独往来”（《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伴君幽独”（《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幽梦里，传心曲”（《满江红·忧喜相寻》）“幽花香涧谷”（《临江仙·四大从来》），“小园幽榭枕苹汀”（《南歌子·山雨潇潇过》），“惊破绿窗幽梦”（《昭君怨》），“幽恨终难洗" （《蝶恋花·雨后春容》），“幽人自感”（《哨遍·为米折腰》），“幽欢却是寻常”（《雨中花慢·邃院重帘〉）诗句中的“幽”字更是不计其数，如“幽人先已醉浓芬”“谁信幽香是返魂”“幽人夜度吴王岘”“只有名花苦幽独”“明月入户寻幽人”等等。就是苏轼在苍梧写的另一首诗里，也有“幽人拊枕坐叹息”这样的句子。“寄”字也是如此，苏轼诗词中这个字出现的频率颇高，如“欲寄相思千点泪”（《江城子·天涯流落》，“须信人生如寄”（《西江月·莫叹平齐》），“遗恨寄沧洲”（《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饮东坡》），“吾老矣，寄余龄。”（《江城子·梦中了了》），“独求僧榻寄须臾”（《瑞鹧鸪·城头月落》）。诗句中的就更多了，如“云海西望寄此身”“十年归梦寄西风”“小阁藤床寄病容”等等。
“云海”也正是苏轼词中经常出现的事物，如刚举的“云海相望寄此身”，如“云海天涯两渺茫”《南乡子·东武望余杭》，如“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满庭芳·三十三年》，“古来云海茫茫”（《水龙吟》）等等。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首《江城子》里面有多处苏轼常用的字词，带有浓厚的苏轼风格。
“空有千行流泪、寄幽贞”，这句正是苏词的有力佐证。因为这首《江城子》在被当作叶梦得词的时候，题为《湘妃鼓瑟》，词中的“苍梧烟水”，苍梧即今广西梧州，传说舜南巡至苍梧而死，他的妃子娥皇、女英闻讯后痛哭不已，斑斑血泪染红了青竹。如果是叶梦得写作此词、咏叹舜妃故事，则“空有千行流泪、寄幽贞”这句话很难理解——后人感伤舜妃的故事，固然可能为之叹息、心酸，但很难想象会被感动成哭得“千行流泪”；如果这句话不是写作者的情感，而是写舜的感情，则更讲不通了。因为舜在娥皇、女英之前逝世，怎么反倒是舜以“千行流泪、寄幽贞”呢？
而如果把这首词当作苏轼的词去理解，则完全合情合理。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到儋州时，路上经过苍梧，得知弟弟苏辙被贬到雷州，而且刚刚经过苍梧。他为此还写了一首诗，开头两句是“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而在此前一年，苏轼爱妾朝云病逝于惠州。因此苏轼在苍梧想起舜妃往事，借此表达对朝云的怀念，写下了这首大气磅礴而又异常凄美的《江城子》。
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中也没有对这首词的作者下定论，但认为如果是苏轼作品，那应该是公元1100年苏轼从儋州渡海北归时写的。对这种说法我有一些怀疑。因为词中明明写道“苍梧烟水断归程”，而苏轼1097年去儋州时途经苍梧，所以应该是当年在苍梧写的。苏轼以垂暮之前被贬南荒，当时子孙齐哭于海边，情况十分凄惨。苏轼是抱着一去无回、必死海外的心情去的儋州，所以才说“断归程”。唐玲玲说这首词和苏轼渡海北归时写的“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诗句意思相近，其实恰好完全相反，这首诗按唐玲玲的说法，是“反映他绝处逢生的激情”，而这首词则无疑是表现他巨大的人生幻灭感，因此不应是同时创作的作品。
在这首词中，苏轼独自面对茫茫银涛，怀念去世的爱妾朝云，当年他梦见和王弗“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如今他又追思朝云“空有千行流泪、寄幽贞”。美丽的词句中熔铸了人生命运的无情与无奈。“曾见青鸾紫凤、下层城”，让很多人误解为就是写舜妃故事，以致混入叶梦得作品。其实苏轼和朝云在惠州相依为命时，都有慕道好佛之心。苏轼《朝云诗》中说：“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姻缘。丹成随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已浓带仙家气象，而在写这首词的时候，苏轼正要孤身渡海，自然更加用神仙笔调来追思和神往两人的过去与未来。
朝云十二岁时在杭州成为苏轼侍女，长大后才被苏轼收为侍妾。在苏轼的后半生中，朝云万里相随，九死不悔，始终对苏轼“钟敬如一”，直到三十四岁病逝于惠州。她是苏轼凄凉晚年唯一的红颜知己，能看出苏轼一肚子“不合时宜”，在唱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时泪流满面，哽咽难语，而朝云逝后，苏轼也终生不再听此曲。
苏轼还为朝云写过一首《殢人娇·白发苍颜》，词中也着力描写了朝云的美丽，两人一个“维摩境界”，一个“散花何碍”，感情在普通男女之情上得到了升华。当然，苏轼最著名的一首怀念朝云的词，还是要数《西江月·梅》
玉骨哪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
海仙时遣探芳丛，
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
高情已逐晓云空,
不与梨花同梦。
——《西江月》
杨慎《词品》云：“古今梅词，以东坡此首为第一。”该词明为咏梅，实际是怀念朝云，全词笔墨高洁，意蕴空灵，已不是凡尘笔调，当年晁补之读到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时，叹息说，苏轼注定了是要迁到海外去的，因为这样的句子，实为海内人士所难道出。《红楼梦》里薛宝琴的词句“明月梅花一梦”，就是从苏轼《西江月》里化来的。由于苏轼写的是梅花，句子又是“不与梨花同梦”，所以《红楼梦》里的词句也有不同的版本，有的又作“明月梨花一梦”。
同是怀念朝云，与这首《西江月》相比，《江城子》被湮没很久了，前者缠绵婉转，后者则多了一份悲慨壮阔之美。苏轼和朝云曾“青鸾紫凤、下层城”，在多年来辗转飘摇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体验到真爱的温暖。但如今朝云于惠州仙去，只有白发苍苍的苏轼独自面对茫茫江海。人世间一切悲欢扰攘，都犹如大型魔幻鱼龙蔓延一样，热闹之后，只剩下“千古恨，入江声”。这位孑然一身的伤心人，徘徊于苍茫浩渺的水岸云脚，银涛无际，暮霞散绮，充斥于天地间的，是无穷的追忆，无边的寂寥，无数的天风海雨，无尽的暮暮朝朝……
大唐宰相裴炎:自以为是终误身
裴炎字子隆，是绛州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少年时代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生后（唐代自太宗李世民起设立国家级的学校弘文馆，主要接收朝中高官贵族子弟入馆学习，称为“弘文生”），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外出游山逛景，而他仍继续读书。当时管理弘文馆的官员对他很是欣赏，准备举荐他直接出仕，他却以自己还没有学好为由推辞了，其实他很可能是看不起举荐当官的做法，想要凭自己的本事博取一个高贵的科举出身——可见其人自视之高。他在学馆努力读书达十年之久，对《左氏春秋》、《汉书》有很深的研究。他如此刻苦，所以后来参加科举一下子就“明经及第”（“明经”是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考的是儒家经典，主要为官员贵戚子弟提供科举出身的机会），顺利地踏上了仕途。
自视甚高的裴炎仕途还真比较顺利，他先在濮州（今河南省范县）当最基层的“粮站管理员”司仓参军，没多少年就调进了京城，历任御史、起居舍人等职，后来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黄门侍郎，还当过兵部侍郎。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他被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正式成为一朝的宰相（唐初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长官仆射、侍中、中书令为宰相，后其他高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衔头也可任宰相）。以后，他还先后任过侍中和中书令。如此地仕途得意，可见其人“工作能力”的确很强，其自视甚高不为虚妄。不过，这也许加深了他睥睨同侪、自以为是的性格。
关于裴炎的性格，《新唐书》列传第四十二《裴炎传》说是“宽厚，寡言笑”，由此可知他是个严肃而做事认真的人。不过，他的所谓“宽厚”则不尽然，至少是当了宰相后就不太“宽厚”了。这方面最有名的一个事例是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大破反叛的突厥，并招降了可汗阿史那伏念，裴炎却说伏念是在大军威逼下“计穷而降”的，难保他以后不再反叛，坚持把他给杀了，使得曾保证不杀伏念的裴行俭大丢面子，并因此而不被赏功。史书说裴炎此举是“妒能害功”。现在看来，裴炎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叛而降、降而复叛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裴行俭既然代表国家许了诺，裴炎却硬是违约杀降，致使“国家失信四夷”，则未免太不明智、太过份了，其心态“妒能害功”容或有之，自以为是也许更重。
裴炎任宰相后很受高宗的信赖。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高宗驾幸东都洛阳，留皇太子李哲（李显）守京师长安，就特命裴炎为太子的辅佐；第二年，高宗病重，又让裴炎护送太子到东都来探候；临终前，高宗更遗诏命裴炎与两位侍郎刘奇贤、郭正一“于东宫平章事”——即命他们为顾命大臣以辅佐太子登基。中宗继位后，裴炎作为举朝唯一的“顾命宰相”更是权高位重。当时裴炎地位的尊崇从一件具体的事即可看出：按唐初惯例，一般是在门下省辟政事堂以供宰相们议事，太宗时代赫赫有名的宰相——司空长孙无忌、仆射房玄龄和太子太师魏征等——都是屈尊到门下省来的，裴炎任宰相后直至任侍中时自然也是在这里议事的，但中宗即位后改任他为中书令，政事堂就被迁到了中书省——为了裴炎的方便，或许还为了表示对他的尊崇，老祖宗手上传下来的惯例也可以打破。
但这位“顾命宰相”裴炎在先皇弃世、太子即位之际却干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高宗也许是鉴于太子李哲充东宫才三年，处理国事经验不足，所以在遗诏中留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一句话，即特别授权天后（武则天）以太后身份兼决大事。不过高宗的意思很明显，并不是全权委托武则天临朝管理国事，而是在有特别重要同时皇帝与大臣们又“不决”的“军国大事”时才能“兼取”她的决定。然而，裴炎却在高宗死后第三天、太子在灵柩前即位后第二天上奏，说是嗣君尚未正式受册封为皇帝，也未听政，不宜“发令宣敕”，所以建议“宣太后令于门下施行”——即一切政令都要以太后武则天令的形式发布。但其实大唐并没有这样的先例，先帝高宗当年从即位到正式受册封也隔了几天时间，其间他已然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发令宣敕”了。
不过，裴炎这个“史无前例”的建言对武则天来说还真是瞌睡时接到个枕头，太及时了。武则天从当上皇后以来逐渐掌握朝政参决权，至今已二十多年，她享受到了权力的滋味，其掌控国家和百姓命运的欲望越发强烈，而今那懦弱病衰的夫皇去了，虽然遗诏中给了她一定的决定国事的权力，但明定她非“军国大事有不决者”不能过问，这使她原来曾享有过的权力遭到很大的限制，从此以后，虽然她贵为皇太后，新皇帝虽然是她的亲生儿子，但皇帝已经成年，显然不会让她过多地干预政事，不可能有更多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留给她了，这就不能不让具有极强权力欲的她产生强烈的失落感。现在，借着裴炎的这个建言，她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国事的处分权，以后，太子正式受册嗣位并尊她为皇太后，她却霸着权力不松手，毫无还政的意思，以致从此“政事咸决焉”。可以想见，当时除了“顾命宰相”裴炎，其他人不敢提出这种建言，而如果没有裴炎的这个建言，武则天很难找出什么理由取得国事决定权，则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皇帝对政事的控制逐渐巩固，武则天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淡出政治舞台去过她那富足高贵、含饴弄孙的太后生活了，唐代的历史自然也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了。
对于裴炎此举的心理，后人议论纷纷，有说他是想讨好太后的，也有说他是害怕重蹈汉朝辅政大臣下场不好的覆辙因而学汉朝太后掌政的先例以消除后顾之忧的。我以为，从裴炎的为人性格和之后他对武则天及其家族的态度来看，“讨好太后”是不成立的；而嗣君李哲年已二十八岁，裴炎这个“顾命宰相”与汉朝那些辅佐小孩子皇帝的辅政大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谈不上积久成威与皇权生隙的问题，所以他也不会有这种“后顾之忧”。不过，从裴炎求学时代表现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当了宰相后展现出的睥睨同侪、自以为是的性格来看，他在政治上是很有抱负和进取心的，具体来说，他当然没有取皇权而代之的意思，但肯定想最大限度地影响皇权，以实现自己经世治国的理想，而中宗即位时已成年，作为臣子想要完全影响他不容易，所以裴炎想增加太后的权力以制衡皇帝，从而为己所用——显然，他以为“宣太后令于门下施行”只是名义上的，武则天虽然有能力，但终究不过是个“女流之辈”，容易受自己这顾命重臣的影响，即便不成也容易制约。
裴炎自以为是的性格从他与武则天合谋废掉嗣皇帝的事件上也能表现出来。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中宗提出要任命自己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为侍中，还要恩赐皇后奶妈之子以五品官，裴炎却认为这两人资格不够，坚决不同意，一番争执使得中宗大为光火，冲动地说道：“我把国家让给韦玄贞都可以，一个侍中的官位算得了什么？”裴炎把这话报告给武则天，两人商量后就决定废掉嗣皇帝，另立豫王李旦为帝。这次皇帝的废立，从武则天来说是借机除去对自己专权不满的嗣皇帝，从而威慑以后的皇帝和文武大臣，以达到自己长期操纵君权的目的；而对裴炎来说，他应该知道中宗只是一时冲动说了气话，当不得真，作为单独受遗辅政的宰相不应该因此就参与废帝的阴谋，但他却积极主动地参加了废帝的行动，显然他认为中宗难以制约，不如趁早废掉，换一个更能受自己影响的新皇帝，同时也能使要求废帝的武则天感恩于自己。然而自以为是的裴炎没有料到，这一举动使武则天掌权的地位更加稳固，并埋下了真正的祸根。
综上所述，裴炎和武则天两人在新旧皇帝交替之际的这一两年里还算是合作愉快的。不过，随着武则天地位稳固，开始推动长期临朝称制，两人的矛盾就显现出来。裴炎不愿出现女主执政的局面，开始对武则天的“革命”举动进行干涉。最有名的是两件事：
一件事是阻止武则天“追王其先”。当时武则天让自己的侄子武承嗣提请追封武家的祖先为王，并建立“武氏七庙”，裴炎却对武则天说：“太后您是天下的母亲，应当大公无私，不应该偏向自己的亲族。而且，您应该吸取汉朝吕后家族的教训。”武则天不以为然地说：“吕后把权力交给在世的吕氏亲族，所以导致灭族的后果，现在我只是追封我武家已死去的祖先，这有什么关系呢？”裴炎仍然坚持道：“做事情要防微杜渐，不能让小事演变成大害。”武则天听了虽然很不高兴，但也只好暂时作罢。
另一件事是反对迫害宗室成员。当时颇为活跃、野心勃勃的武承嗣劝太后找借口杀掉很有名望的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以慑服李家宗室，扫除掌权的隐患。武则天于是找了个罪名让宰相们收捕韩王、鲁王等，当时其他宰相刘祎之、韦仁约等人都胆小怕事不敢反对，只有裴炎当庭力争坚决不同意。此事又不了了之，但武则天对裴炎更加怀恨在心了。
通过几次较量，裴炎对武则天难以制约的本性和觊觎皇权的野心已有所了解，知道无法让她主动让权还政了，也许这时他才后悔当初建议一切政事都要“宣太后令于门下施行”，或许还隐隐感到自己对李家皇朝犯下了大错。为将功赎罪，裴炎暗中谋画要举行一次政变，乘武则天到龙门出游的机会派兵将她抓起来，把政权还给睿宗皇帝，谁知正当万事俱备之时，老天却不作美，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武则天取消了出游计划，裴炎的政变阴谋也就无疾而终了。
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唐朝开国功臣李绩的孙子徐敬业在扬州发动反对武则天的兵变，宣称要“勤王护君”。裴炎对此肯定心中暗暗高兴，觉得机会来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也不积极参与讨伐“叛军”的议论，想等武则天焦头烂额之时顺势逼她“归政”。武则天等不及了，就问裴炎有什么计策可以平息“叛乱”，裴炎于是“诚恳”地说道：“皇帝年纪已经大了，但还没有亲自执掌国事，使得那些小人们能够找到作乱的借口。如果现在太后您能够还政于皇帝，那么叛乱不用讨伐就会平息了。”武则天听了这不受用的话，当时也许不好表示什么，但过后就暗使监察御史崔詧上奏指控裴炎说：“裴炎身受顾命之托，大权在握，现在发生叛乱他却不赶紧想法讨平，反而要逼太后归政，其中一定有阴谋！”紧接着就把裴炎逮捕入狱。
自以为是的裴炎以为武则天这个“女流”遇到这样的兵变一定会惊慌失措，自己趁势一逼，就会使她丧气而放弃大权。岂知武则天是个临危不乱的女强人，她见裴炎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反而成为自己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和隐患，就趁机痛下狠手除之为快。因此，虽然许多大臣为裴炎求情摆好，但武则天仍然力排众议给他定了个“谋反”的罪名。
裴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不改自以为是的秉性，且颇有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当时有人曾劝他向武则天卑言谢罪以换取一条活命，他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作为宰相而被关进大牢，是不可能再活着出去了！”坚持不向武则天屈服。他这次是对的，武则天根本就不可能留他这个后患，不久就把他斩于街头。
裴炎死后，他的家人都被流放到荒远之地，家也被抄了，据说家中“无担石之赢”——连价值一百斤粮食的钱财都没有，可见他还是个廉洁的高干呢。
裴炎的侄子太仆寺丞裴伷先当时才十七岁，也很有种，在被流放之前请求面见武则天。武则天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就召见了裴伷先，对他说道：“你的伯父谋反被正法，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裴伷先故作恭敬地说：“我只是为太后您着想，哪敢鸣冤？太后您是李家的媳妇，先帝去世后，您却把持朝政，贬斥李氏宗室，给武家的亲戚封高官厚禄。我伯父忠于国家，反被诬为谋反，连家人都被连累了，您这么做，我实在为您感到惋惜。您应该早点儿归政皇上，自己退居深宫，那么武家宗族可以保全，否则等天下变化后就来不及了！”武则天大怒道：“胡说八道！你这小子竟敢这样对我说话！”命令把他拉出去重打一百大板，然后永远流放到穷远之乡（武则天没把他当场下狱处死，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肚量”，也许是不想让这“悖逆之言”传出去，不过几年后她还是派人暗中到流放地去杀他，只不过被他逃脱了）。可见裴炎的子侄也继承了他那种自视甚高、不愿屈节的性格。
满腹经伦、自视甚高的当朝宰相裴炎就这么败在他曾看不起的太后武则天手中。他想利用武则天这个“女流之辈”，因而不惜违背大唐成例和先帝遗命让一切政务都以太后令颁布实施。他的自以为是害了李氏皇朝，也误了他自身。这个历史教训后人皆知，但后来的历史却又常常惊人相似地发生着，远的不说，就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庐山会议，刘公也曾自以为是地违背国家和党内的法律法规，支持毛公反“右倾”，以为如此便能加强自己与毛公的“团结”，使自己的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没想到毛公在政治斗争方面雄才大略，非他人所能左右，众人的一味迁就使之权威越来越高，以致最终强力发动“文革”，不但使国家陷入混乱，还把刘公打成“走资派”，最后悲惨而亡。追昔而抚今，不由人感慨不已……
元清问题——力争客观地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全国性政权
这是著名的口水话题。由于近来与某些朋友发生一些原则上的认识歧义，不得不绕进这个颇为是非的圈子里。既然如此，铺开以下文字，不求争执出所以然，惟求尽我所言。此外，我承认我对于华夏文明的偏爱，分析中虽力求客观理性，料想也难逃“为亲是图”的把柄——若有因此而产生的指摘理由，某的确未能申辩，也只好听之一笑。
由汉民族创造并主要传承的华夏文明如同生生不息的水流，流过绵长的四千年。流过时光的锋刃、历史的荒原。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华夏千秋，疆土血染。无法一言以尽。
北魏、辽、金、元、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尤其是元和清，作为非汉族的全国性政权，当如何分析呢？
历史观不仅是我们面对历史的认识，更是我们的文化信念、做人原则。我比较推崇史学家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他认为，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有着相同的实质。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从民族所体现的文化差异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政权、王朝的特性，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在论述这个问题前最好明确两个概念：“中国”和“中国历史”。
1.何谓“中国”？
历史有着时代性，许多概念也存在着历史流变。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最多的用来指华夏/汉族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没有明确疆界标定的大致地域概念或文化政权概念。所以它和今天的中国概念不能等同。子曰：有教无类。在几千年里，中国只有夷夏之辨而无民族之别。历史中的“中国”概念重点在于“文化中国”，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却强调绝对的“疆土中国”。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才算真的把西方的现代国家概念吸纳进来，自此以后，中国国内各民族的旧式民族关系开始在共同抵御外侮的过程中转变为新式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各民族拥有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像古代的那种夷狄之于中华的国家观已经不能适用了。现今的“中国”，已是在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互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事物与概念。
2.何谓“中国历史”？
历史有着延续性。它的内涵是动态而发展的。某地区的历史，即由该地区生活的所有族群共同缔造，由该地区文化的主体民族所传承，并涉及与该地区族群相关的所有时空的历史事件。“中国历史”的概念可由此推论。可见，“中国历史”的时空区间是无限的。历史上曾经的“中国”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虽然与有所差别，但它们都属于中国历史的范畴。
3.何谓“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涉及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整合的过程，但这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词义为中性。融合的方式既有文明的、平和的，也有暴力的、血腥的。比如，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蒙古灭宋、满清入关就不属于一种文明的方式。蒙古南下，大宋生灵涂炭，这片土地本来的主人——汉人（南人）沦为第四等人；满清入关后亦大开杀戒，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广泛的大屠杀之下的剃发易服令杀尽了汉人的尊严。即使在清朝统治的265年也充斥着民族压迫和社会禁锢。客观地分析，不论是元朝还是清朝，都造成了华夏文化的大流失和大倒退。明太祖朱元璋有殉葬，这种习俗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淘汰了，在后来蒙古人入侵后又带来了这一陋习，表现明朝早期人文文化处于半污染状态；同理，清朝一代，华夏文化诸多优秀内容不知不觉消失，流传了三千多年的华夏成人礼在清代二百多年间不知不觉消失了，《天工开物》等诸多典籍在清代闻所未闻，最后竟然是从外国流传回来的，否则中国后人真的不知道祖先曾经还有这样的著作；温水煮青蛙的悲哀绝不止这些……相反的，一些潜藏在华夏文化中的灰暗面却更加发扬光大，最终沉淀成当今人们熟知的传统陋习，如缠足，如权术，如集权制，如思想禁锢，如男尊女卑……最后，全都在一百多年前风雨飘摇的破碎山河间沉淀，如今植根在国人认识中的则是一个锈迹斑斑的传统中国、一个鄙陋落后的华夏文化。
而当今，许多早已在青史遗臭的人物却频频被翻案，莫不是想要开始颠覆中国人几千年的道义观念？试想，一个以伦理模式维系的文明，一个只有文化信仰而无宗教虔诚的民族，一旦这些既定的道义观念被颠覆，后果可不仅仅只是失落了，对于我们这个沉重的民族，将无疑在社会地底点燃一股躁动的岩浆暗流。
有人把游牧民族入侵，最终造成融合的现象说成是输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统一，推动了历史进展。可他们却忽略了每一次输血都要以死去千百倍原有新鲜血液为代价。游牧民族文化根基浅薄，即使最后倾向于选择了华夏文化，但他们无法真正贴切地继承和发扬。就像清朝，二百多年间华夏文化大大变异，汉民族失去了诸多优秀的文化内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衣冠上国一度呈现在世界各国眼前的却是丑陋的pig tail，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世界曾经被视为野蛮，丑陋，落后的象征。
然而，世上不存在没有交流的民族。生活在广袤欧亚大陆的华夏汉族亦然。她艰难地走到今天已是不易。那些恩怨的历史如风散去，但记忆却不应该一并遗失，因为它们要留下来维系这个庞大的民族继续向前。对于民族融合中的特定历史，我们既不应该忘本忘祖地粉饰，也不应该自欺欺人地否定。我国的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实际，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是一种尊重历史的心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曲解历史于现实无益。
4. 对于目前流行的“元清亡国论”“元清非中国”“元清正统论”的客观分析：
首先，关于“元清亡国论”。现在国人谈论"元清是否亡国"问题，往往将历史文化认识与当代政治认识混为一谈，而认识历史，需要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将当代的政治概念生搬硬套加于历史之上，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生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文化主体性的维系，保持了当今中国与历史中国的文化血脉联系，而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多民族利益博弈、妥协格局，又使当今中国与历史中国具有不同的国家观念。
以彼时的国家观念和汉文化正统观而论，元清皆为彼时中国的亡国。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汉文化正统高于国家政权的历史观念，即道统高于政统，所以，即使在建州女真属于明领土一部分的情况下，明代统治者和人民仍然不认为后金是地方叛乱政权，而将蒙古灭宋、明亡清继视为中国的亡国甚至是亡天下。
王朝认同与文化认同一表一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人们的基本心理结构。顾炎武把这两种认同化为“国”与“天下”的差别，他在《日知录》“正始”条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的灭亡，亡天下就是亡民生、亡文化。所以，在元清二代，生灵涂炭、文化倒退、精神奴役……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民族成了劣等民族，足够亡天下了。
关于“元清非中国”“元清正统论”。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关于“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概念，明确了中国一词作为一个动态的、流变的概念，认为这个论点的提出本身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因为其中所涉及的中国概念未能明确。明亡清继、宋灭元承，不论占据"北京"之地的统治者在史家的笔下与彼时民众的心目中是否合法与正统，其延续的历史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的事实不应否认。不论那些时代是彼时认为的亡国史还是当今国家观念认知的民族关系演变史，以汉民族人民为主体的华夏土地上的人民都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和推动者、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承者。 所以元清依然是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组成单元，不容含糊。
5.关于元清政权的性质
史学家钱穆关于政权掌握集团的评述值得注意。他认为：西方人讲政治，讲的是主权，而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只看重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尽了职没有。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大歧义。如果非要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探寻中国的政治主权在哪里，可以这样分析：按照历史规律，中国的政治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西方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而中国掌握政权的集团是些什么人呢？实际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军人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就更不用考虑了。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基本都如此。科举制度正是维持这种模式运转的传送带。制度上无世袭特权，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发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书人呢？这应该说到中国的政治理想只重职责而不重主权之一点上。士人修齐治平的家国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天下为公的心态，加之士人之间不构成社会集团，故而不存在集团性的对社会利益的垄断。
现在就来说元清政权的性质。虽说中国政治传统是一种士人政权，但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尚有一种特殊的政权，钱穆称之为部族政权。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元清两代，政权由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支持。这种政权不同于士人政权的天下为公而大存私心，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只好算是一种法术或权术，一种控制此政权的手段。读书人的骨气应当决定着这个国家政权精神的强硬程度，而读书人在元清两代，从国家政权的主导者降为参与者，从主人转为仆人，成为他族统治者的工具甚至鹰犬被其凌驾于顶，可想而知其心理状态的转化——如此便不难知道奴性为何了。然而，近代诸多反省者们，若柏杨之类，痛披“丑陋的中国人”，其中之一便是中国人的奴性，他们将这种陋病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窠臼，从而为那些无畏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刀阔斧的“扬弃”改革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上，大家几乎都忘了曾有那样一个中国，“士可杀，不可辱”“犯我强汉天威者，虽远必诛”……忘了曾有一个智慧平和，却铁骨铮铮的华夏。
6.客观对待中国历史上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政权
对待元清二代，当今有两个比较极端的心态，一个是：受线性的朝代思维、静态的国家思维的影响，很多人倾向淡漠游牧民族的征服历史，甚至强调许多“功业”和征服的荣耀，从而忘记了中国历史的主体民族曾经被征服时受到的屈辱，忘记了中国主体文化曾被游牧民族涂抹、践踏。更有甚者，因为考虑到 “中华民族”的融洽问题，故意粉饰某些历史事件；与这种思维极端对立的则是一种仇恨心理，甚至试图将真实存在过的民族屈辱历史事件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某些人还得出了“元清非中国”这样一个逻辑有漏洞的结论。
客观分析，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是不能被少数民族长期统治的。这无关乎狭隘的种族主义，这是因为，一旦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它就会面临多数民族的反抗，它的民族统治权就始终受到威胁，这样它就会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加强民族压迫和军事、思想控制，防范一切能够被多数民族利用来反抗的先进制度、科技，客观上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文明水平的倒退，还有奴性文化的泛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承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曾经给中国历史发展带来了阻滞、给华夏文明带来了厄运，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客观心态，文过饰非毫无裨益。
认知历史，需要有历史的眼光，更要有普适的政治道德观、文明的基本精神，这是超越时代和历史局限，真正具有文明积淀性质的认知观念。当今我们考察元清历史，需要有对事实的尊重、对历史的正视，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辨别、反思彼时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从中认识文化传统的珍贵、政治道义的坚守、民族文明的忠诚、认知"融合"的复杂内涵和历史的深沉启示。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放眼未来，是历史认识应秉承的基本认知原则，也是我们思辨元清历史的目的所在。众所周知，华夏文明是唯一“存活”下来的四大古文明，虽然其间存在了政权的民族更替现象，虽然残缺、变异的成分极大，但毕竟文化仍旧延续了下来。我们这个坎坷的民族，没有必要怨天尤人，埋怨自己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对于今天，历史的作用不是生下仇恨，而是作为史鉴指向未来。曾经的敌人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黄沙与尘土，当时的蒙古、后金屠杀者和统治者们已经死去，而即使他们的后代，作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蒙古族和满族同胞，却是我们至亲的手足。
元清已经过去，它的定位终将在历史中清晰，给我们文明的反思以指引。认识元清，认知华夏先祖世代生存的土地上所发生一切光辉、伟大、屈辱、悲惨的历史，将是对后人承继文明能力的考验。
明帝国为什么放弃“海权”
一、明代海权是一个伪命题。
笔者认为，当我们在探讨“明代放弃海权”时或多或少的都有在潜意识里用现代“海权”观念代替了明代的“海权”。实际上，两者的对当时的政府有着根本的不同的意义。在现代人的思维里 ，海权是与保护海上贸易、防御海上侵犯和拓展海外领土相联系的。而在明代，以上三者对于帝国都没有显著的吸引力（我将在后面详细论述）。由于明帝国在海上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权益（权利），对它而言是只有“海”而不存在“权”，明帝国的统治者们是不会有“海权”这个概念的。笔者倾向于在讨论中用“放弃海军”来代替“放弃海权”的说法。正是由于帝国在海上并没有重要的利益，明的统治者才会在经过慎重思考之后，放弃了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想法（而战略本就意味着取舍）。
二、明帝国不需要强大的海军保护海上贸易
首先，明帝国不存在对海上贸易的依赖。在《宋》文里也指出，“宋朝比起明朝更重视海权是因为宋朝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力量较强大”。这点笔者是赞同的。1，宋代的统治者因军事上的失败失去了大半个传统市场，因此拓展海外市场是非常必要的。2，宋代的造船技术的发展也使拓展得以实现。3，宋代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沉重的岁贡使得“关税收入”对政府很有吸引力。4，刚刚兴起的海上贸易还没有引来海盗，维持海上贸易的安全不需要投入巨大的军力。基于以上四个原因，海上贸易也繁荣一时：《宋史》记载：“皇佑中，总岁入象犀，殊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又载“……是年，杭，明，广三司市舶岁收钱，粮，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颗，双，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颗，双，粒。”（引自《明》文）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发现，贸易集中在无关国计民生奢侈性消费品项目上。这种海外贸易对于宋帝国的影响，是根本无法与粮食贸易对雅典城邦的影响相提并论的。所以，帝国军队也就不会有保护海上生命线的使命了。
对一国而言，对外贸易在纯经济领域内能带来的利益，大抵分为三类：一是获得不足的原材料。二是为过剩产品寻找市场，赚取财富。三是购入缺乏的商品。当明帝国统一之后，失去的（或者说受到分割的）市场得以恢复之后，对外贸易的吸引力就大大下降了。帝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广阔疆域内的臣民收取赋税而无需在借助于“关税”收入了。帝国拥有的辽阔疆域（几乎堪舆整个欧洲相媲美的）提供了各种所需的原材料并为产品找到了巨大的市场。在这两个方面完全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从国外输入（这也就是英国人贩卖鸦片的原因所在）。至于帝国所缺乏的商品大多是奢侈性消费品，可以通过有限的陆上国际贸易完成而不必假手海上。同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已经使一部分胆大妄为人发现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去当海盗（现有的资料似乎没有宋代海盗的记载，但元、明之际就已经有了）。这样，海上贸易变得更加不经济了。如果要抑止（我之所以用抑止而非消灭一词，就在于只要有海上贸易，就一定会有海盗，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海盗，就必须维持一只庞大的海军。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关税”收入甚至不尚足以支付军费。有鉴于此，明帝国放弃海上贸易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海外贸易在元代的继续发展，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习惯的继续。当商人们重新沟通了南北市场后，海外贸易的没落就是必然的了。
三、明帝国不需要强大的海军防御海上侵略
提及海上侵略，同好们当然会想到倭寇入侵的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倭寇问题与前面所提到的海盗问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笔者前文所提及的海盗是在海路上劫掠过往船只以牟取财富的；而倭寇的危害更多的是对海岸线居民的袭击、抢劫。要抑止海盗，除建立一只强大的海军之外别无他法；但如果要消灭倭寇，海军并非唯一的选择。建立一只机动的岸防部队，同时辅以坚固的堡垒和适当海上力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事实上，戚继光的成功证明了后一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除此之外，岸防部队的灵活性显然也较海军要高。由于明帝国并未能消灭蒙古势力而只是把他们赶回了漠北。因此，在帝国军队的任务中，防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显然是头等大事。自华夏文明产生之日起，这个任务一直没变。戚家军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补充到蒙古战场去，而一只海军却无法顺利的转职。即使水手可以勉强补充进去，他们也要放弃昂贵的装备，而那会浪费巨额的军费。戚继光在抗倭之后也迅速的完成了这种转职，在北部边疆的防卫中也取得了赫赫战功。这应当归功于其在抗倭斗争中的军事经验。我们从史料中也可发现，在抗倭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以一个陆军统帅的身份出现的。如果戚继光是一个纳尔逊式的将军，那么，他在对蒙古各部的战役中就很难有多大的作为了。
郑和下西洋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战略侦察，但侦察的结果是，航程所及范围内的各国都对帝国构成不了任何威胁。例证之一，郑和在1411年从古里返航时，曾成功挫败锡兰国军队的劫掠。当时锡兰国君垂涎帝国舰队的财富，试图在邀请郑和赴宴时发动突然袭击。但郑和及其精锐的卫队冲出了包围，回到舰队之后，他出动大军进攻锡兰国都，击败了锡兰军并俘获了锡兰国君，还把锡兰国君囚禁并带回帝国审判。这充分说明了帝国在已知的海洋世界里没有敌手。这使得强大的海军更加显得多余。
四、明帝国不需要强大的海军来开拓海外领土
任何统治者都会有开疆拓土的梦想，这能够给他们带来无上成就感和满足感。放弃扩张的梦想（尤其是在确实有实力的情况下）往往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我不认为朱元璋和他的继承人是一贯理智的，但放弃海军的决策应当是经过和智囊团慎重思考，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而作出的。史料中并无关于这一决策过程的详尽记载，笔者试图通过当时帝国领域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来进行分析。
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抛开实力因素的影响，帝国统治者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帝国到底应当有多大。我们知道，即使你有足够的石块，也决不可能用石块来建造一座摩天大楼。其原因就在于石块会被自己的重量压垮。同样，作为统治者，当然希望帝国越大越好，但如果这种庞大已经影响了帝国的正常运转，甚至会导致崩溃的话，他只有理智的放弃。帝国究竟可以有多大，我认为这个结构的瓶颈就在于运输系统（运输能力及运输速度）。1、帝国的公文需要通过运输系统来传递。如果传递周期过长，就必须赋予封疆大吏（他们的头衔是总督或将军）以相对独立的军政权利来便宜处理紧急状况，而这是极易引起叛乱的。2、帝国军队需要通过运输系统来调动，这个周期也不能太长，否则就容易被各个击破（还记得对马海战吗？）。当然也可以建立一只庞大常备军的来保证对非常事态的及时反应，但这可能会造成帝国财政的破产。帝国后勤对运输系统的依赖就更不用说了。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中，运输部队的庞大令人叹为观止。3、帝国财富的积累需要依赖运输系统。在相当厂的时间里，帝国的赋税大多是实物形式（明代中叶似乎才有了货币赋税）。如果运输距离过长、时间过久、损耗太大（时至今日，海损仍是各种交通工具中最大的）话，那将是极不经济的。郑和时代的庞大宝船适合探险及登陆战，但其四节左右的航速显然不能胜任日常运输的需要。
歌剧院幽灵曾根据地图推测，“罗马帝国的最大领土有约630万平方公里，常态下的罗马帝国有约560万平方公里。罗马帝国的最大面积与中国汉朝的最大面积相当。”我认为这一判断基本准确。这一惊人的相似不止是巧合，而是当时世界交通运输能力决定的。基于这一认识，蒙古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就不难解释了。
笔者认为经过了从夏到元的变迁，各国的统治者应该从历史上和实践中对这一问题有着朴素的或是直觉的认识。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对于道路建设的重视都是最好的例证。朱元璋对于秦汉以来的历史或许并不了解，但他的谋臣们对此应当耳熟能详。从帝国开疆的实践中，他也应当感受的到。
当然，即使朱元璋对帝国扩张（尤其是海外扩张）有这以上的忧虑，如果有经济、军事上利益的驱使我相信他仍然会走上扩张之路的。不幸的是，帝国在北方并无这样的实力，而在海上缺乏相应的利益。笔者相信这才是朱元璋放弃扩张的原因。
我们知道，支撑着哥伦布、达·迦马们去远航，去开拓新航路的动力就是获得殖民地以及其上的各种资源，其中最直接想获得不外乎黄金和香料。
而对于本就是他们传说中遍地黄金之地的中国来说，是当然不会有兴趣去再开辟一条新航路以获得更多的黄金的。同时，笔者想在这里指出，黄金对于中国和欧洲诸国的意义是不同的。正如笔者在前文中试图证明的那样，统一的明帝国可以认为是一个封闭的大贸易区。其意义大体与欧洲各国的综合相若（欧洲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也可认为是个大体封闭的独立贸易区）。明帝国的政府财富可以以货币（黄金或白银）形式体现。但归根揭底而言，帝国财富的增加取决于帝国疆域内的生产力。换言之，即使明帝国突然从某个海外殖民地获得了大量的黄金，由于他并没有在可提供商品的能力上大体相当的贸易伙伴，所以这些黄金除了用于储备（以备将来弥补帝国财政的短期赤字）之外并无太大用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大胆的来做个假设。
我们假定法国需要同英国进行一场战争，则法国政府必须要动员大量的士兵和筹集大量的军粮。而这个动员和征集的程度是受到王国国力限制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引起王国的崩溃。但如果法王手上有着巨额的黄金，则他在国内动员的同时可以：1、向整个欧洲募集各路豪杰（大家对外籍军团应当有印象吧）。2、向德意志诸侯或是西班牙购买军粮。3甚至干脆收买一个国家参战。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
而如果明帝国要同蒙古部落全面开战的话，它所能动员和募集的就只有帝国的人力物力了。即使它手上有着巨额黄金，但由于没有相当的贸易对手而无法使用。帝国政府固然可以向各属国或邻国（都是小国）购买甚至强制征发，但这些对于帝国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
反而在和平时期，由于黄金、白银在帝国承担了货币的职能。那么，突然出现的大量黄金、白银将会对帝国经济造成震荡，其原理类似于通货膨胀。明末辽东边防重镇曾出现奇特的通货膨胀，原因是帝国政府向士兵支付的大量饷银留滞辽东，造成局部的白银购买力下降。这就是一个单一经济体内大量涌入白银造成通胀的例子。
有鉴于此，可以认为明帝国对于海外的黄金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至于作为奢侈性消费品的香料，吸引力也十分有限（国内也有出产）。
最后，即使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海外殖民地的吸引力也及其有限。
从军事角度来看，海外殖民地可以提供战略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有利的军事地位（备用的港口、前进的跳板）。明帝国的战略资源不会也不可能依赖海外殖民地。帝国疆域内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帝国内巨大的人口数使得它不需要像后世的英国那样征发殖民地士兵。而从军事地理地角度考虑，当时明帝国在东部及南部都已经抵达了“天然的疆界）。在南部陆上，高山、密林和成刷状的众多河道都是已经是十分理想的防御阵地，而疆界的另一侧又只有贫瘠的土地和令人恐惧的瘴气。至于东南部，有比波涛滚滚的大海更理想的天然屏障吗？
朱元璋以诏书的形式规定了帝国军队不得进攻临近的十五个国家，恐怕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历朝历代的实践都证明了，对南部、东北部的小国的征伐（更不用说硫球等，元朝对日本远征的失败使明帝国的统治者对越洋作战更加谨慎）的大都是得不偿失的。而是他们臣服更加符合帝国的利益。即使从现代地缘政治地角度看，在大国之间保留一些用于缓冲的小国是十分有利的。
既然帝国不需要海外的殖民地，也就当然不会去耗费巨资建立一只庞大的海军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明帝国放弃建立强大海军的作法是出于帝国利益的考虑而非统治者的个人偏好。历史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明终究是亡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海患则是二百年后由它的继承者来面对了。
指责明放弃海军建设是短视的作法就像指责罗马帝国在布匿战争前不发展海军一样欠妥——究竟谁也不能脱离显示而未卜先知啊！罗马在遇到海上袭击之后，及时作出了反应，所以赢得了战争。而中华帝国在面对扬帆而来的欧洲侵略者却反应迟钝（从西班牙、葡萄牙人在中国近海出现到鸦片战争中间有数百年啊！）、处置失当，终于造成了近代的悲剧。不过这个责任主要应当由清帝国来承担了。
抗日战争中的十大豪言壮语
真正的好文笔，从来不屑于营造什么巧妙的构思、什么出人意料的开头，它总是直抒胸臆，开门见山，跃马扬鞭，一下子就把你冲的热血沸腾，做奴隶还是斗争？就算是死亡，也不要让侵略者指着你的尸骨说：这是个胆小鬼。这曲1935年诞生的歌曲，只要是中国人就知道，尽管现在唱的次数太多、唱的场合太杂、唱的很多时候毫无感情。但想想几十年前，多少好儿郎，就是唱着这首歌别妻离子、义无返顾的踏上征途，还是不禁动容。
二、“小日本，我操你十八辈祖宗”
在中国，其他地方抗日8年，而东北则实际上与日本人斗争了14年（按年份算15年），在这抗日14年间，东北战场上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汉奸，也出了数不清的英雄。这句话就出自一位无名的抗联战士，在被日军执行死刑时，他没有一丝怯懦，而是拼尽全部力气喊出了这句豪言壮语。
三、“……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做出上述表示，其后，在八年抗战中，该言论被反复引用，成为战争期间的经典语言，其悲壮之态溢于言表。
四、“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日军已占据台儿庄之大部，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3个师基本打光，孙来电哽咽着请求“撤到运河南岸去吧，给我们留点种子吧！感谢长官大恩大德”，李宗仁答复曰“汤兵团正在南进，很快就会进庄，你们不能后退半步，组织敢死队，发动反攻！” 。
孙连仲悲壮地说：“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兵团打完止！” 随后，孙对师长池峰城下达反攻命令，并做出上述表示。
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3年夏季，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厉兵秣马反攻滇缅，急需大量懂英语的知识青年入伍。国民政府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大后方的千万青年皆被感动，短短数月就有近10万大中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
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中国远征军1943年冬反攻入缅，展开第二次缅战。在人迹罕绝的异域丛莽中，中国健儿以同仇敌忾之心，精忠抒国之志，将竭其智，兵尽其勇，克服重重困难，一路攻城拔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经战径七百余次，杀伤日军十万余，至一九四五年打通中印公路凯旋返国。可惜如此铁军，下场悲戚，在随后的内战中，几乎全部覆灭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唉，怎一声叹息了得。
六、“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活埋。今后都这样办。”
1943年10月，第二次缅甸战役，当日军俘虏被带到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面前时，他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向参谋下达上述命令。
七、“我是中国人哪，不能作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的起自己的良心。”
1940年2月，经过多日只身苦战后，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杨靖宇将军在濛江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里遇到了四个砍柴的村民，有村民劝杨投降，杨做出上述回答。后因汉奸出卖，杨靖宇被日军发现，经激烈战斗后战死沙场。
杨靖宇生前死后都是让日本人异常敬畏的人物。他死后好久，日军才敢向他靠近，这时敌人再次犹豫起来，不敢相信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据事后伪《协和》杂志记者报道，等日军确认真的杀了杨靖宇后，“一点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呜呜的哭了起来”。
为了给杨靖宇报仇，其嫡系一路军各部在杨靖宇牺牲后向日军发起近乎疯狂的报复，一时间，长白山区各个据点的伪边防站，警察署，频遭袭击，经过连绵血战，一路军最后只剩下几十人，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八、“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1943年常德会战最惨烈的时候，常德城区已成一片焦土，日机不分日夜狂投烧夷弹，城内大火蔽天，第57师师长余程万仍率残部死据城西南一角，拉锯搏斗。余此时已知援军不可能如期抵达，决意全师战死常德。这是他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孙当即泪如雨下。
九、“那时侯，我已经死了。”
抗战时期，有一军人对记者表示，对于中国最后的胜利是有确信的，记者问：“那抗战胜利后，你打算做什么？”该军人回答道：“那时侯，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
以上是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的开头，其时，抗日战争已然胜利。其文在欣喜之中，尤带沧桑。军人用剑、文人用笔，在漫长的苦难中，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毛泽东未发表的诗作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七绝·咏蛙 1906年秋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 1909年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五古·挽易昌陶 1915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城南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浸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里，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五 律 1915年5月
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杂言诗·游泳启事 1915年
夏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
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
四言诗·奋斗 1917年至1918年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约1916年－1917年间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归国谣 1918年
春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祭文·祭母文 1919年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虞美人·赠杨开慧 1919年10月8日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西江月·秋收起义 1925年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四言韵语·红四军司令部布告 1928年秋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军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国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1931年春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四言诗 1935年10月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
四言诗 1939年6月1日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
五 律 海鸥将军千古 1939年7月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七律·忆重庆谈判 1942年秋
有田有地皆吾主，无法无天是尔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五言韵语 1945年10月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五律张冠军道中 1947年4月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露温尖难染，霜笼鸦不惊。戍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五律喜闻捷报 1947年9月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浣溪沙·和柳先生 1950年11月
颜斶齐王名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七绝·五云山 1955年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七绝·观潮 1957年9月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七 绝·有感 1958年2月21日
人类而今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毋忘告马翁。
七绝·刘蕡 1958年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五 律 1959年11月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七 绝 1959年11月
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恋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七言诗·赫鲁晓夫访美 1959年10月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七律·读报有感 1959年12月
反苏忆昔闹辟蛙，今日欣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里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访全球侵略者，惟余此处一孤家。
七律·读报 1959年12月
托洛斯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抛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
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峰。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七律·改鲁迅诗 1959年12月
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暧，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七律·读报有感 1960年6月13日
托洛斯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青云飘下能言鸟，黑海翻起愤怒鱼。
爱丽舍宫唇发黑，戴维营里面施朱。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七律·答友人 1961年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七绝 屈原 1961年秋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文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1961年9月
其一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其二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七律·冬云 1962年12月26日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杂言诗·八连颂 1963年8月1日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七绝·贾谊 1964年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咏贾谊 1954年
少年倜傥廊庙才，斗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异长沙傅，空白汩罗步尘埃。
五律·西行 1965年7月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七律·洪都 1965年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1965年12月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七律·有所思 1966年1月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瀟瀟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七 绝 1971年9月以后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叛徒颜。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四言诗·赠尼克松 1972年
老叟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五言韵语 1973年5月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五言韵语 1973年7月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七言诗续李白咏“高阳酒徒” 1973年7月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1973年8月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诉衷情 1974年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贺新郎·改张元千词悼董必武 1975年4月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柳岸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君且去，休回顾。